1949年6月的一天,大别山区正下着绵绵细雨,时任鄂豫皖边剿匪总指挥的王树声静静地站在窗前,凝视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小雨,陷入深深的沉思。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,周围山林一片朦胧,似乎与这场风雨一起掩盖了前线剿匪的重重困难。
这时,剿匪副总指挥梁从学匆忙走进指挥室,身上的雨水还未干,他用手擦了擦脸,语气沉重地说:“司令员,我们又失去了三位同志,他们被土匪残忍杀害了。”
自从王树声带领部队进驻大别山区剿匪以来,屡屡遭遇挫折。比如,军队刚侦查出土匪的藏身地,尚未行动,土匪早已风声走漏,逃之夭夭。又如,侦察员报告称山坳处发现了土匪踪迹,部队还未到达,土匪早已绕过包抄线,反而攻其不备,出现在军队后方。似乎土匪拥有某种“透视”能力,准确掌握我军的一举一动。偶尔,土匪还会出其不意地袭击剿匪部队,致使多人牺牲,令剿匪工作陷入极大被动。
参战部队均由湖北军区及第三野战军、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组成,士兵皆是可靠之人,内部不可能出现叛徒或内线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经过深入调查,梁从学发现,令情况变坏的根源竟然是当地老百姓在暗中为土匪传递情报。
剿匪本来就难度极大,而老百姓暗自通风报信,无疑加剧了剿匪的艰难局面,眼看着同志们接连牺牲,梁从学急忙赶来向王树声汇报情况。
展开剩余79%听完报告,王树声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,他反复询问细节,仔细了解敌情和群众态度。
再度望向窗外时,雨已渐渐停歇,远处山坳里,几个村民披着蓑衣弯腰忙着挖药材,不远处的泥地上,一头小猪在雨后的湿土中用嘴扒食,显得悠然自得。
忽然,王树声转头对梁从学说:“明天你去集市上买几头猪仔回来,让战士们开始养猪。”
“养猪?司令员,我没听错吧?”梁从学一时愣住。
“没听错,我们就是要养猪。”王树声语气坚定。
“司令员,咱们的任务是剿匪,不是养猪啊!”梁从学忍不住提出疑问。
“养猪正是为了剿匪。”王树声坚决回答。
为何要买猪仔养猪?养猪与剿匪又有什么关联呢?
这还得从王树声进入大别山区的经历说起。
1949年8月,王树声奉命进入大别山区执行剿匪任务。初到时,非但没有赢得当地群众的欢迎,反而遭遇了排斥和冷漠。更糟的是,有的老百姓甚至暗中给土匪通风报信,令剿匪工作雪上加霜。
老百姓明明饱受土匪祸害,为何反而帮着土匪?
王树声经过分析,归结出几个原因。
第一,他带领的部队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不稳固,百姓对他陌生且充满敌意,换句话说,根本没赢得民心。
其次,土匪的威胁和恐吓更让老百姓心生恐惧。大别山最大的土匪头目汪宪,一方面恐吓村民不要与剿匪部队来往,另一方面欺骗他们说剿匪部队不过是一阵风,过一阵子就会撤走,山里还是他的天下。
汪宪的话不无道理,过去几次外来军队进山,都只做做样子,最后一走了之,许诺从未兑现,群众的信任被反复消耗。
“铁打的土匪流水的兵”,老百姓害怕历史重演,不得不暗中与土匪勾结,以求自保。
王树声深知,想要彻底剿除土匪,必须先赢得老百姓的支持。没有群众的心,剿匪终将无果。要获得民心,就要让他们明白:党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,我们不只是来剿匪的,我们要留在这里,永远守护大家。
因此,他才让梁从学去买猪仔,让战士们亲自养猪,用实际行动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,给村民们吃下“定心丸”:我们的部队不仅剿匪,还要扎根在这里。
猪仔买回来后,大家积极动手搭建猪圈,连队还利用营地附近的荒地种植粮食和蔬菜。
果然,看到战士们辛勤养猪、种菜,附近村民开始渐渐靠近,有些人还主动帮助管理猪圈和照料农作物。
投桃报李,战士们也热心帮村民劈柴担水、收割庄稼。猪仔长大屠宰后,战士们将多余的猪肉分给村民分享。
渐渐地,士兵与村民之间的隔阂被打破,彼此关系日益亲密。老百姓看到战士们不走了,心里的恐惧也随之消散。
没有了群众给土匪传递情报,剿匪行动顺利许多。土匪失去后援,如无头苍蝇般四处乱窜,最终只能被围剿打击。随着时间推移,越来越多土匪选择投降,唯有汪宪这位顽固派仍坚守山头。
1949年9月30日,王树声发动了对汪宪土匪老巢的最后一击。剿匪部队仅用一夜时间,便攻入汪宪的指挥部,将其擒获。
王树声剿匪成功,关键在于他赢得了民心,充分发挥了群众的力量。正所谓:“得民心者得天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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