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6月的一天，大别山区正下着绵绵细雨，时任鄂豫皖边剿匪总指挥的王树声静静地站在窗前，凝视着窗外那淅淅沥沥的小雨，陷入深深的沉思。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，周围山林一片朦胧，似乎与这场风雨一起掩盖了前线剿匪的重重困难。
这时，剿匪副总指挥梁从学匆忙走进指挥室，身上的雨水还未干，他用手擦了擦脸，语气沉重地说：“司令员，我们又失去了三位同志，他们被土匪残忍杀害了。”
自从王树声带领部队进驻大别山区剿匪以来，屡屡遭遇挫折。比如，军队刚侦查出土匪的藏身地，尚未行动，土匪早已风声走漏，逃之夭夭。又如，侦察员报告称山坳处发现了土匪踪迹，部队还未到达，土匪早已绕过包抄线，反而攻其不备，出现在军队后方。似乎土匪拥有某种“透视”能力，准确掌握我军的一举一动。偶尔，土匪还会出其不意地袭击剿匪部队，致使多人牺牲，令剿匪工作陷入极大被动。
参战部队均由湖北军区及第三野战军、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组成，士兵皆是可靠之人，内部不可能出现叛徒或内线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
经过深入调查，梁从学发现，令情况变坏的根源竟然是当地老百姓在暗中为土匪传递情报。
剿匪本来就难度极大，而老百姓暗自通风报信，无疑加剧了剿匪的艰难局面，眼看着同志们接连牺牲，梁从学急忙赶来向王树声汇报情况。
展开剩余79%听完报告，王树声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，他反复询问细节，仔细了解敌情和群众态度。
再度望向窗外时，雨已渐渐停歇，远处山坳里，几个村民披着蓑衣弯腰忙着挖药材，不远处的泥地上，一头小猪在雨后的湿土中用嘴扒食，显得悠然自得。
忽然，王树声转头对梁从学说：“明天你去集市上买几头猪仔回来，让战士们开始养猪。”
“养猪？司令员，我没听错吧？”梁从学一时愣住。
“没听错，我们就是要养猪。”王树声语气坚定。
“司令员，咱们的任务是剿匪，不是养猪啊！”梁从学忍不住提出疑问。
“养猪正是为了剿匪。”王树声坚决回答。
为何要买猪仔养猪？养猪与剿匪又有什么关联呢？
这还得从王树声进入大别山区的经历说起。
1949年8月，王树声奉命进入大别山区执行剿匪任务。初到时，非但没有赢得当地群众的欢迎，反而遭遇了排斥和冷漠。更糟的是，有的老百姓甚至暗中给土匪通风报信，令剿匪工作雪上加霜。
老百姓明明饱受土匪祸害，为何反而帮着土匪？
王树声经过分析，归结出几个原因。
第一，他带领的部队在当地群众中的基础不稳固，百姓对他陌生且充满敌意，换句话说，根本没赢得民心。
其次，土匪的威胁和恐吓更让老百姓心生恐惧。大别山最大的土匪头目汪宪，一方面恐吓村民不要与剿匪部队来往，另一方面欺骗他们说剿匪部队不过是一阵风，过一阵子就会撤走，山里还是他的天下。
汪宪的话不无道理，过去几次外来军队进山，都只做做样子，最后一走了之，许诺从未兑现，群众的信任被反复消耗。
“铁打的土匪流水的兵”，老百姓害怕历史重演，不得不暗中与土匪勾结，以求自保。
王树声深知，想要彻底剿除土匪，必须先赢得老百姓的支持。没有群众的心，剿匪终将无果。要获得民心，就要让他们明白：党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，我们不只是来剿匪的，我们要留在这里，永远守护大家。
因此，他才让梁从学去买猪仔，让战士们亲自养猪，用实际行动赢得百姓的信任和支持，给村民们吃下“定心丸”：我们的部队不仅剿匪，还要扎根在这里。
猪仔买回来后，大家积极动手搭建猪圈，连队还利用营地附近的荒地种植粮食和蔬菜。
果然，看到战士们辛勤养猪、种菜，附近村民开始渐渐靠近，有些人还主动帮助管理猪圈和照料农作物。
投桃报李，战士们也热心帮村民劈柴担水、收割庄稼。猪仔长大屠宰后，战士们将多余的猪肉分给村民分享。
渐渐地，士兵与村民之间的隔阂被打破，彼此关系日益亲密。老百姓看到战士们不走了，心里的恐惧也随之消散。
没有了群众给土匪传递情报，剿匪行动顺利许多。土匪失去后援，如无头苍蝇般四处乱窜，最终只能被围剿打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越来越多土匪选择投降，唯有汪宪这位顽固派仍坚守山头。
1949年9月30日，王树声发动了对汪宪土匪老巢的最后一击。剿匪部队仅用一夜时间，便攻入汪宪的指挥部，将其擒获。
王树声剿匪成功，关键在于他赢得了民心，充分发挥了群众的力量。正所谓：“得民心者得天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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